前不久,我参加了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电影的评选工作,集中观看了1997、1998两年间完成的50多部故事影片,对这两年的电影创作生产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把握。
总的看来,两年中,影片的整体质量有明显提高,格调低俗、粗制滥造等不良倾向继续得到有效遏制。“主旋律”的旗帜依然在影坛高高擎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探索有新的突破,为大众拍片的市场意识明显增强,电影主管部门抓生产更为主动和清醒。概括起来,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影片有以下几个特点。
记得前几年,我们的银幕在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主题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时间,《大决战》、《红河谷》、《鸦片战争》等巨制横空出世,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灿烂的篇章。
’97和’98年度的电影依然保持了英雄主义引领银幕主题的势头。气势磅礴的画卷,历史时空的跨度,崇高理想的执守,激情时代的喧腾,使这一类大制作影片依然激荡着当代人的心灵。这些影片有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如全景式地展现解放战争的巨片《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再现本世纪30年代中国万顷黑土地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段屈辱惨痛的历史,塑造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奋起抗日、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的《国歌》,作为解放战争影片的收山之作、展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战宁沪杭》,全景式地再现二万五千里悲壮历程的《长征》,以及大跨度地描写一个音乐家坎坷人生的《春天的狂想》等;也有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如纪录江总书记指挥解放军指战员抗洪救灾的大型纪录片《挥师三江》,和抒写三峡建设伟业的《世纪之梦》等。
众所周知,我们的电影正越来越呈现出风格多样的格局,姚黄魏紫,各见异彩。同样,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也正在走向边缘化、个人化和通俗化。然而,像上述全景式的、凝重博大的鸿篇巨制从来没有成为我国影坛的缺席者。如果要探究其中的道理,至少可以说明:革命的英雄主义始终是我们时代的价值目标;崇高的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守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和人类自身在这种进步中的内在要求;伟大的时代、深刻的变革、广博的心灵都需要宏大的篇章与之相契合。
一段时间来,当代英雄模范题材深深吸引影坛,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纷纷将现实生活中的英模人物搬上银幕。像《孔繁森》等一批优秀佳作在广大观众中激起了强烈共鸣。然而,不能否认,我们的银幕上集结起了太多的英雄模范人物,这种近距离表现使很多题材没有拍好,有些题材本来也不适合电影表现,因此观众反映这类片子有的还不如通讯文字来得感人。这里涉及到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的问题,电影是长于虚构的艺术门类,因此,拍真人真事对电影来讲是扬短避长,局限太大,应该慎之又慎。所以近年来英模题材影片的减少,应该说是电影主管部门调整生产布局的一种理性结果,也是通过评奖等调控手段作出的导向。对英模戏的要求,标杆应该定得更高。
我们的电影人通过更为自觉的艺术实践,逐渐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到普通人身上,精心表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细腻情感,潜心发掘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善美和时代的精神。这种适度转变体现了电影人直面人生的使命感,也使得“主旋律”影片更贴近寻常百姓。如《安居》、《黑眼睛》、《快乐老家》、《男妇女主任》、《不见不散》、《非常爱情》、《那山那人那狗》、《金婚》、《良心》等一批精心制作的影片,片长一般都控制在90分钟左右。片中人物不多,事件集中,视角独特,社会剖面和主题大小适中。这些影片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对平凡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细腻的揭示,展现了当代人内含丰富的生存状况和复杂多样又不乏真诚善良的内心世界。因此,这些影片看起来让人更觉亲切扑面,滋味悠长。我们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更能亲近地感受到生活的朴素哲理和生命的信念,以及对命运的思考。因此,虽然体量没有那些巨制大,但其社会意义和艺术力量,却没有因此而减弱。精短的体裁饱含着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惯用的以“苦戏”来煽情,来打动人的做法,在过去两年的电影创作中已经很少再能见到。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银幕上疾病题材、残疾题材、孤寡题材风行一时,以为拍得越悲切,流泪越多,就越能打动观众。今天想来,其实大谬。当我们看到这两年生产的一大批风格清新脱俗,基调明朗欢快,人物激情昂扬,主题积极向上的作品时,我们真的为之深深感动了。
我特别把两部这方面的代表作提出来,它们就是天津电影制片厂的《黑眼睛》和《快乐老家》。《黑眼睛》讲述的是一个盲人少女的故事。如果在以往,她所遭遇的生活苦难肯定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影片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位女主人公比正常人还要明媚的内心世界,以致让我们这些健全的观众向往走进她的世界,与她一道发现和体味人生的无穷乐趣。在《快乐老家》中,两位富有个性的当代青年身上所散发出的让人迷恋的现代气息与让人感奋的生命跃动,是这部影片最为成功的地方。这是天津厂领导正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极好体现,因为它正是契合了我国多年来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精神风貌。银幕为心声,这两部作品深层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内心的从容和舒展,过去被严峻环境所催逼的苦难得到化解,人们正在从贫穷、忧患、悲切、自卑的心理,走向自信、独立、富裕,这种民族心路历程在银幕上的真实展现,是创作把握时代脉搏的成功显示。
“说思想”,一度成为我们电影的一大“痼疾”。经过这几年的市场磨练,电影人感到这不仅戗害艺术,也让观众远离银幕。为此,创作人员自觉地趋向于对电影本体的追求,体现在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时更注重艺术性,不再简单地贴政治标签,把创作人员要表达的思想直接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而是通过人物命运表现出来。《春天的狂想》是这方面的出色之作。音乐家一生在风雨如磐的政治环境中所怀有的神圣美好的信念,均是用艺术的细节和文学的氛围编织出来的,人物身上毫无半点功利烙印,作品所蓄积的艺术力量是如此强烈,以至看过以后留在脑中的艺术之美挥之不去。我以为这部影片的艺术造诣是近年来所罕见的。还有一部影片也能说明问题,那就是《那山那人那狗》,影片虽然描写的是一个模范乡邮员。但影片始终把主人公还原给生活本身,寂寞的山路上父子俩默默行走,在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和伟大举动的平凡中,恰恰透出了主人公精神的强大与崇高。这类影片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黄河绝恋》、《草房子》等。这种让艺术重返银幕的追求,令人欣慰。
当然,优秀的影片也未必就尽如人意,总的看,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有些影片的艺术高度稍嫌不够,那种对人物命运思考的高度,人性的高度,尚不能使影片具有从生活的地面升到艺术的天空的力量;第二,剧作的问题依旧存在,如有些影片制作很精良,但剧作的先天不足使作品终难完美;第三,时代的风云,改革的浪潮,在银幕上表现得还是简单,不够深广,缺乏人物灵魂的巨大冲击,也较少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结尾往往停留在浅层的喜悦当中;第四,有些影片手法还嫌陈旧,以致有几部农村片看完后在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有雷同之感。
’99年的影坛已呈佳作迭出的景象,我们期待它们带着’97和’98电影的成功与喜悦,在新世纪的影坛上闪耀出更加迷人的光彩。